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专题询问进化史—全国人大常委会专题询问三年内“遍地开花”
2013年06月07日 来源:临沂人大网 浏览10593

2013年3月8日下午,吴邦国作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时,专门提及人大常委会开展了9次专题询问。专题询问在十一届全国人大破冰,成了人大监督政府工作的一大创举。梳理历次专题询问不难发现,会上不乏尖锐问题,应询官员级别普遍较高,促进了问题的解决。

应询官员至少副部级

9日上午,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吴启迪参加上海团审议时,提及了人大报告的一段话:强调要确保2012年教育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达到4%。

回到一年多前。2011年12月30日,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联组会议,专题询问国务院实施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情况。吴启迪出席了这次会议。

这不是吴启迪第一次参加专题询问。同年10月27日,常委会就保障房建设举行专题询问,住建部、发改委、财政部等6部门负责人应询。

“这是十一届全国人大工作的创新。”复旦大学选举与人大制度研究中心主任浦兴祖说,代表审议“一府两院”报告或其他事项时,发现有什么不清楚就可以询问,相关部门需安排了解情况的人员沟通、解释和说明。

不过,专题询问实际上就是监督。从2010年6月首次专题询问开始,十一届人大常委会共进行9次专题询问,不乏尖锐问题。

这也可以在吴邦国的报告中得到验证。在2010年的人大工作报告中,吴邦国表示:“依法开展专题询问和质询。询问和质询是人大对‘一府两院’实施监督的法定形式。”

法律规定专题询问需国务院有关部门主要负责人到会应询。历次询问中应询的都是副部级以上官员,如发改委主任张平、财政部部长谢旭人、卫生部部长陈竺、教育部部长袁贵仁等。

都有网络或电视直播

2010年6月24日,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召开分组会议,在审议国务院关于2009年中央决算报告时进行了专题询问。财政部、审计署多位负责人到会应询。

这是全国人大常委会进行的首次专题询问。会上委员问得非常直接,有委员质疑地方债的真实性,连连发问:“地方政府去年土地财政收入2.9万亿元,为何没纳入财政预算?”

浦兴祖说,专题询问往往围绕社会热点问题,且多数是老百姓有疑问甚至不是很满意的。

专题询问国务院实施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情况时,吴启迪提问教育部部长袁贵仁:“4%做到后有什么考虑?怎么用好这些钱?”保障房建设专题询问时委员们问得更尖锐,媒体直接称其为“七问保障房”。这次专题询问通过电视直播,观众注意到一位部委负责人回答时头上直冒汗。

吴邦国在今年的报告中指出:“通过电视、网络等媒体进行现场报道和直播。”实际上,以前每次专题询问都有网络文字直播。

浦兴祖说,一般询问往往是部委派人沟通回答就算完成,但今年报告介绍:“会后加强跟踪监督,推动有关方面改进工作。”

吴启迪回忆,为准备教育规划纲要专题询问,委员们进行了长时间调研。“达不到4%,人大就要问责了。”

可使用质询加强监督

吴邦国介绍,今年人大将继续结合审议农村扶贫开发、传染病防治等报告开展专题询问。

在全国人大代表朱列玉律师看来,专题询问很有必要。“对推进工作,解决人民群众反映的热点难点问题有很大作用。”朱列玉举例说,针对频发的灰霾天气,如果人大进行专题询问,便可起到很好的督促效果。

全国人大常委会首次专题询问后,这一创举在全国成“燎原”之势,“四处开花”,浙江、安徽、福建、山东、广东等绝大多数省份和城市的人大常委会先后尝试专题询问,并持续多次开展。如青岛市人大常委会就于2011年6月28日,就浮山绿化管理和生态保护问题开展首次专题询问。

“监督政府实际上是监督人,不能和风细雨,就要针锋相对。”全国人大代表、中山纪念中学党委书记贺优琳说,如果人大监督严了,政府做事就会慎重。但一般询问存在级别较低的官员回去后会不会汇报,敢不敢汇报等问题,力度还需加强。

浦兴祖建议,为了解决一些热点难点问题,人大可以尝试使用质询这一更为刚性的监督方式。

浦兴祖表示,质询时一旦发现问题就牵扯到对相关负责人的问责。质询有一定门槛,“需要达到一定数量的代表联名才可以启动”,造成在实际操作中这一监督形式甚少使用。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  
摘自沂蒙晚报